有来生当不当记者

范敬宜生前照片

范敬宜先生有句名言：如果有来生，还是当记者。于朴素直白中，寄予了老辈新闻人对自己职业的深切依恋。范先生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在理想和信仰的激励中，选择了新闻记者的道路。如今，时过境迁，当我再问媒体的朋友：如果有来生，你还当不当记者？得到的，已经是截然不同的答案。

中国记者的生存状态，一直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一方面，这个群体扮演着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管道”角色，老百姓遇到困难，除了找政府，就会找记者。而不少记者也称职地担当了令人尊敬的“媒体青天”；可另一方面，当社会出现难以化解的矛盾和摩擦，记者又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弃儿，公权力或跨省追捕，或设立黑名单打压，上访无门的平民则会毫无根由地将屠刀砍向记者的头颅。

会突然想到这个话题，是有感于最近的两则消息，一是辽宁上访者刀砍央视女员工，二是卫生部拟对“误导公众”的记者设立黑名单。我不是记者，却有很多记者朋友。听闻这两则消息，他们莫不有物伤其类的感慨。有史以来，似乎没有任何职业让人产生如此复杂的情感，爱得艰难，恨得不甘，却又总是在灵魂深处有那么一缕难以割舍的情结。这就构成了当代中国新闻记者的一个无法破解的悖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似乎也不难理解。媒体和记者的社会功能，在于传递信息、疏塞通络。当信息的流动出于种种原因而出现阻滞，作为传播中介的记者往往成为众矢之的：有人会怪罪记者无法无天、误导群众，有人则会怨恨记者掩盖真相、与权力同谋。所以说，一个国家里，记者的生存状态大致可以折射出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越是文明、现代，信息越公开透明，人民越理性宽容，记者职业也越专业化、正常化。

当然，本文绝对没有给记者唱赞歌的意思。本人读了10年传媒，并在新闻学院任教，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个行业自身存在的问题。但是，若一个职业频频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我们便应当理智地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民国时期的名记者邵飘萍，虽有“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社会使命感，却也饱受质疑。可今天来看北洋军阀对他的暗杀，每个人都带着深深的同情与缅怀。原因何在？只缘于一个世纪后的我们得以理智地将个体的道德问题与社会的普遍规范区分开来，用邵飘萍的死去折射一个职业、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时代的病理，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因果报应。可实际情况是，我们看待历史的客观和理性，在处理现代社会的问题时，统统处于失效状态。一如央视女员工被砍伤后，网上亦有不甚同情之音。

所以说，来世还当不当记者的问题，不应由记者们本人来回答，而是要到社会风气，到权力中枢，到民众的情绪中去找答案。邵飘萍的死并未让有志从事新闻记者职业的人退缩，原因在于邵的死只是“身死”而非“心死”，更多的人在社会的总体氛围中看到的是一种进取和变革的力量，看到民众有区分正义与反动、理智与情感的能力。如果有来生，当不当记者？”——这不是记者们自己的问题，而是所有中国人，从上到下，从政府到民众，都应当仔细想想的问题。（文：常江　新华每日电讯）

【即时通会员如是说】

记得小时候曾把记者当做自己的一个理想职业，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身边有很多的记者朋友，有时候羡慕他们，有时候同情她们，更多的时候是关注它们。社会中有勇当正义的记者，也有为金钱丧失素养的记者，我想更多的人还是希望前一种记者多一点再多一点，这就需要政府有更多的鼓励和奖励政策，需要记者单位拿出更多的优惠措施，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支持。记得曾经问我身边的一个记者朋友，他说做记者真的很累，身累心累，但无怨无悔，我想这也许代表了很多记者朋友们的心声，向这样的好记者致敬！——倪卫校

很不幸学了新闻这个专业，从一开始对记者的向往、敬仰、崇拜到现在排斥、远离，记者这个职业对我来说已经分裂成截然不同的两面，一面就是埋没良心拿着封口费黑心钱而欺骗公众、制造假新闻的记者，一面就是像闾丘露薇这样为了新闻而冒险去危险地区采访的勇士，前者太普遍，后者太稀少太远大，我自认没这个能力成为后者，但也不想像前者那样挣黑心钱，记者也被称为新闻民工，社会媒体也过度饱和，所以我不再考虑记者这个职业，记得有个南都的记者跟我说，当了记者都会多少被现实压制，之前的崇高理想都会被打击，最后归于平淡。——高欣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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